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西方主流思想传统对待变化的不同认识方式，认为寻求变化、生成、毁灭后面永恒的存在或世界原初的本原与接受世界的多样性但憧憬未来的大一统或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取向；本文还分析了柏格森对变化的实体、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认识方法、变化的社会意义和行动原则的论述，认为柏格森的观点与易经《周易》有相通契合之处，二者的结合，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变化的意义和价值：变易或变革是发展的恒久形式，是创新的有效途径，是达到和谐会通的必要手段，是事业的未完成和继续努力；认识活动的完成不仅仅是终结于对普遍性和一成不变的规律的认识，在更高的意义上是对变化趋势的体验、引导乃至于驾驭。
　　关键词：变易；柏格森；周易；意义

　　在本文中，“易”（change）被视为中国传统哲学指称变化的术语，“变”（becoming）被看作西方哲学指称变化、生成且与表征静止、永恒的“存在”（being）相对立意义上的用语。易与变的比较，能够说明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来源，也奠定了二者互为补充的基础。
　一
      易经《“易”即变易，变化的总称。天地开辟，阴阳运行，日月更迭，寒暑交替，万物化育，生生不息。中国古代的哲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变易现象，而且深深地被这种“变化之力、更迭之功”所折服，他们竭力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生活规范符合自然变化的规律，于是“天道”成为“人道”的法则。《周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研究变易现象的理论体系。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易经《《周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如何驾御变化的学说。
51388　　在西方哲学中，哲人们虽然很早就观察到变化的事实，但他们总体上把变化看作一种暂时的现象，极力寻求变化背后不变的实体。永恒高于变化，本体高于现象，静止比运动更有价值，这是西方哲学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约公元前600年，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利斯把水看成万物的“始基”，万物由水产生，又复归于水。他因此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产生，也没有什么东西消灭，因为水这种本体是常住不变的。[1]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不确定的“无限”是宇宙的始基。他的观点是：任何一件东西，若不是始基，就是从一个始基里产生出来；然而“无限”没有它的始基，因为说“无限”有始基，“无限”就变成了有限。“无限”作为始基不生不灭。凡产生出来的东西都要消灭，而一切毁灭都是有限。“无限”作为始基包容万物，并且支配万物，它不死不灭，这就是神。

　　米利都学派创始人的思想为古希腊乃至于整个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古希腊爱利亚学派把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度。巴门尼德提出“存在”（being）的概念，认为存在物存在，存在之外没有非存在。存在是一，它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完整、唯一、不动、无限。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更提出“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等著名悖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存在概念的基础上，把研究存在的学科称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古希腊本体论追寻“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的传统，认为必须有一种东西凭借自己的本性具有这些根源和原因，而“存在”正是这样的东西。存在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本身存在。存在是自己的根源和原因，也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和原因，否则，本体论的追问不能停驻于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明确了事物的“为什么”，才算认识了事物。他把“为什么”的原因归结为“质料因”和“形式因”，认为事物的运动是由于最初的“第一推动者”所致，它以自身静止、永恒的完善性激起事物的运动，即吸引万物向它靠拢，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善”，就是“上帝”。
　古希腊哲学不仅形成了“地心说”的宇宙观，而且具有“神创论”的最初原形。在古希腊的哲学家看来，人类凭经验能够感知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哲学的使命在于追寻、追问现象之后、之上、之下的起点、支点、原因、动力、源泉。这些最高原因或者被视为一种或多种物质元素，如水、火、土、气、原子等，或者被视为某种精神因素，如爱与恨、心灵等，或者被视为某种抽象的原则，如奴斯、罗格斯、数等。世界由某一种基本元素通过聚合和分化的作用或上升与下降的运动产生，或者由某一种至善全能的力量创造而成，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认识取向，居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化长久的信念。它构成了西方哲学原子论的基础，当然也是还原论的核心，它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分析、逻辑和数学的方法融合在一起，又构成了西方以实验为手段、以实用为目的、面向自然的科学技术的基础。